国内某代孕机构自称正规：生儿子费用一般70万起，为何都扎堆在广州/武汉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灵魂，很多被疾病困扰的家庭、失独的高龄家庭、同性家庭等很多都想要一个孩子。而他们能选择的就只有领养或者代孕这两条路，而对于法定的收养条件十分的严格，而且没有自己的基因，而代孕这个市场现属于一个灰色领域，并没有受到国家的官方许可。

据2019年的数据，全国不孕不育人数已经超过5000万人，占育龄人群的12%以上。也正因为巨大的刚需存在，虽然我国的法律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行为，仍有不少机构冒着风险从事代孕行业。

据业内机构 代旺生殖 负责人透露，整个珠三角的代孕机构预计在500家以上，该负责人同时表示，虽然都声称是正规代孕机构，但由于代孕机构缺乏监管，整个代孕行业鱼龙混杂，这无疑给求子客的“圆梦”计划增添不少难度。他认为，确实有的机构坑客户的钱、坑孕妈的钱、采卵设备脏乱差……这些乱象确实有，但“认真做好服务的机构也有，不能因为一些老鼠屎”就否定整个行业。

一边是巨大的市场，另一边是严格的监管，代孕行业就像是海上的冰山，一边是水下饮冰的刚需客，另一边是阳光之下的执法者。只是，阳光只能照到水面之上，至于水面之下的内幕，就只能一层一层渐渐剥开了。

笔者采访了两名从事代孕行业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

代旺生殖 的业务经理小曾介绍，行业里一般最贵的一项套餐叫做“包出生”，大体上可以理解为“考驾照包过”套餐。意思就是，比如客户选择一个代孕包生儿子套餐，各家代孕机构代孕大概费用也不会差很多，只要求子客交给机构70万-80万元的套餐费用，那么机构会保证客户抱个健康的婴儿回家，至于中途出现流产等情况，机构会免费为客户更换孕妈进行生产。

而其他套餐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则需要客户向孕妈进行补偿。

小曾坦诚，“包出生”虽然价格高，看似利润比普通套餐高出10万元以上，但对代孕机构来说，风险也更大。

另外一位代孕机构负责人丁总也有过类似经历，据丁总回忆，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个客户明明自己染色体有缺陷，生不出健康的婴儿，却篡改检测报告，还要做“包出生”。

机构给这位客户做了三次试管婴儿都不成功，“浪费”了三十多万元的试管婴儿成本。后来要不是这个客户被折腾怕了，承认自己造假，找了个“志愿者”捐卵解决，机构的损失会更大。丁总透露，当时他做这一单要亏惨了。

从业多年的 代旺生殖 讲了一个他认为的“伦理”：“中国人重视传宗接代，许多家庭确实无法自然受孕怀到孩子，有的家庭甚至卖房都要通过代孕要个孩子。庞大的刚需就是代孕市场存在的根源和动力。所以代孕机构的存在，是帮助了这些需要孩子的人们。当然，可观的利润也是代孕机构不断涌现的重要因素。”

代孕机构迅速崛起之后，原卫生部以及现在的国家卫计委又多次组织专家，希望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进行修正、补充。有专家提出，是否可以相应地放开非商业代孕，一些医学指征的案例可以开放，这样可以相应规范目前的代孕行业，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决定不修改。理由是，代孕技术虽然很成熟，但对于技术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医疗管理的相关规定却相对落后，还是应该全面禁止。

没有充分约束的直接结果是，执法力度低。2013年，原卫生部与总后勤部卫生部联合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整治中发现，由北京一家医疗门诊部涉嫌违法违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和实施代孕，当原北京市卫生局打算对其查处时，对方以“非医疗机构，不属于卫生局管理”为由，拒绝开门接受检查。卫生局只得叫来工商和公安，并以“超范围经营”对其进行查处。更尴尬的是，按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该医疗门诊将被处以最高3万元的罚款。

一部国家层面的辅助生殖法在此刻显得非常必要。2015年，相关部门也在此层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决心。当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明确提出禁止代孕。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对此的解释是，在代孕以及买卖精子、卵子这些方面，国内虽然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两部部门规章，但部门的规章位阶比较低，因此，“希望能够通过法律的修订，将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依据相关部门规章推动的这项工作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可惜的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时，删除了草案中关于“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理由是，修法应当围绕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二孩”决策进行，而“禁止代孕”规定与“全面两孩”没有直接关系，且有些问题还需深入研究论证。

代孕因此一直处于灰色的地带中，代孕各方也只能仅靠彼此之间签订的一份协议来作为彼此的保障，这引发出来了后续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2019年中国首例代孕母亲争夺抚养权的案子就是典型代表——一位代孕妈妈在生完孩子后，因为对孩子的感情，要求拿回孩子的抚养权，双方最后诉诸于法律。